摘要：此外，在新一轮的产业转移进程中，要将碳排放控制作为强制标准纳入转移企业引进标准之中，促进高能耗、高排放产业在实现空间重组的同时，稳步降低碳排放。 ...
互联网平台，也称数字平台，与传统企业有完全不同的商业逻辑，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是新型资源配置方式。
南方周末：你曾提及共同富裕的第一位是要保证中小学的教育公平性，共同富裕要用长期的手段来推进，首要的是投资教育并促使教育公平化，将资源平均分配，消除制度性不公平，你的具体建议是什么？ 姚洋：我个人的建议，首先要延长我们的义务教育时间，把义务教育从初中教育变成高中教育，实行小学和中学各五年的十年一贯制义务教育，这样的好处是资源分配的均等化，所有孩子都应该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怎么来调和孔子这种贤能主义和均无贫？唯一的办法就是投资每个人的能力，每个人能力提高了，然后按照贤能主义这一套到市场上去打拼。
我们现在的资金数量、财力，应该说已经足够支撑比较均等化的教育资源分配。过去追求效率优先，可以说我们考虑的不是帕累托改进（给某个群体带来好处，同时不伤害其他任何群体），而是卡尔多改进（用总的改革收益，补充一部分可能在改革中受损的群体），GDP增长的同时，有些群体落伍了，那就去补偿他。学习难度降下来，孩子们能够自由地发挥，培养多样的人才，社会才能丰富一些。既然高中毕业合流了，初中毕业为什么要分流？我没想明白这个事情。邓小平同志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下一句其实是实现共同富裕。
这是我想看到的最基本的要求。中国的教育水平高低不均，大城市的高等教育已经趋于普及，而农村地区，初中还有辍学的，这并不符合共同富裕的取向。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 以下观点整理自刘元春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7期）上的发言 进入 刘元春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扩大内需 。
目前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已经有共识，即提升消费是我们经济复苏的基础，提升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是未来战略的一个核心抓手。为什么我们这么偏爱投资刺激？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国有企业要运行，有大量的就业需求，要保就业、保市场主体。在经济循环断裂的状况中，短期消费刺激是经济循环启动和加速的关键，而不是我们在扩大内需中的辅助性工具。最后，在公共服务以及一些中高端消费上也要有战略上的安排。
因此，制定一揽子的消费刺激方案就显得非常有必要，而不能过度担心当前消费刺激过多挤压未来的消费，保循环是消费刺激的一个核心目标。二、消费刺激要与防疫政策相匹配 为什么欧美采取了很激进的消费刺激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尤其是美国在全民收入计划等思潮的影响下，对全民进行消费补贴，产生的消费端拉动是很明显的。
二十大提到要将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核心要义。只有把这四种关系把握清楚，才能够很精确、很科学地构建下一步一揽子消费刺激政策方案。如果我们大规模地进行企业端投入，而没有真正的需求，会直接导致烂尾工程，导致刺激的效率低下以及对供求平衡的调整起不到积极作用。否则大量的消费刺激和相应的补贴只会产生替代效应和储蓄效应，而不会产生当期的拉动效应，因为大家都不能出门，根本没办法进行娱乐性、高端性的消费。
一、消费刺激是当前经济循环启动和加速的关键 从欧美消费市场的研究来看，消费刺激所带来的跨期效应，可能比传统经济学所讲的跨期替代要小得多，尤其是在外生冲击下、经济循环出现了减缓时。我们为什么难以采取这样的政策？主要是因为防控政策不一样。从扩内需战略来看，扩消费很重要的着力点是在收入层面上做文章，要真正在战略层面上扩大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从根本上改变储蓄过高的局面。扩大内需战略与凯恩斯逆周期调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凯恩斯扩内需政策就是短期逆周期的，但扩大内需战略是要在中长期的周期实施的，它不是以逆周期政策为主体的，它需要穿越周期，通过结构性的深层次改革来提升内需的比重和内需对GDP增长的贡献度。
从利益结构和战略定位出发，我们的扩内需战略之所以往往倾向于从投资端展开，是因为这符合利益集团的需求，我们也有很好的实施体系，但是在消费端，这种体系是不存在的。大规模的消费刺激必须要在消费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常态化的状态下进行，而不能有过多的社交隔离和静态管理。
但是为什么政府还没有全面推出消费端的政策，学界也没有随着全球消费政策的最新发展提出一些更好的学理性建议呢？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解决。投资在当期是需求，在下一期是供给。
在支出端，必须要进行社会安全网的构建，减少审慎储蓄、安全性储蓄。四、扩大内需战略不等同于凯恩斯的逆周期调节政策 当需求不足、内需不足是一种超越周期的趋势性、结构性的现象时，我们要启动的不是短期扩内需的凯恩斯逆周期调节政策，而是扩大内需的战略。这就要求消费刺激政策必须要与疫情防控政策的精准化、科学化进一步优化匹配起来，而不是单向而行。因此，我们不能把扩大内需战略等同于凯恩斯的逆周期短期刺激政策。此外，要在房地产这种挤占消费资金的方面做文章，使住房回归到居住的属性上，同时为中低端阶层提供大规模的保障性住房和住房抵押贷款的支持。投资刺激和消费刺激具有本质差别，消费刺激不可能在下一期转化为供给，而投资则会带来后遗症：如果无法在短期内快速启动经济，它会产生强烈的供给端和财务端的效应。
我们需要把握好跨期与短期循环的启动、疫情政策与刺激性消费政策、消费刺激和投资刺激、以及凯恩斯短期消费刺激与消费战略之间的关系。当下需要短期和中长期相互配合的举措，而不是简单地进行刺激，比如发售一次性的消费券
数字经济带动了平台企业的快速扩张，而平台企业规模比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规模要大得多，具有赢者通吃的特点，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市场秩序、企业组织乃至社会结构的不平衡，也会引出不公平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等问题。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是一场从消费到生产，从生活方式到生产方式、就业结构、产业组织结构在内的巨大变革。
电商、社交媒体平台等初期主要是数据连接的产物。这些年我们强调发展实体经济，是针对所谓虚拟经济出现的问题而提出的。
其他技术主要是产生、运送、储存、连接数据，而人工智能则是用数据生产出信息量更大、更有价值的数据。近些年数字经济的发展主要分布于零售批发、社交媒体的领域，以面向个体为主。二是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判断，要有长远战略眼光，实事求是，对症下药，促进数字经济更加合乎规律、更有活力、更可持续的发展，而不能放慢脚步，更不能后退。下一步，重点要逐步转向产品的生产过程。
第一，实体经济发展的重心要转向数字化实体经济。由此能否引出不应该发展金融和数字经济的结论？显然不能。
打一个不大贴切的比喻，与实体经济相比较，互联网相当于通道，5G技术是其中的高铁，大数据是原材料，云平台相当于仓储，而人工智能则是机器设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结合现阶段实际，需要关注并搞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这场变革也会带来经济学上称为创造性破坏的冲击，短期内部分领域和人群处在不利位置，比如上面提到的中小商铺乃至大商场受到电商平台的影响。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日趋重要的关键一环。
数字经济有很强的普惠性，对缩小收入差距、推动共同富裕发挥了巨大作用。数字技术通过提高信息密度、信息连接、算法优化等，并作用于实体经济，显著改进了资源配置利用效率。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更多带来的是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增加消费者的选择和福利，是以往所没有的就业、创业和发展机会。这样，我们面对的实际上是两种不同实体经济，一种是传统的竞争力下降、过剩严重的实体经济，另一种是数字化赋能、生产率大幅提升的实体经济。
数字技术实体化、实体经济数字化，已成为社会各界无时不刻正在经历的现实。现实中，一方面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发展很快，但找不到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实体经济中有大量需求，但不懂不会使用相关的数字技术。
把两者打通，供需见面并匹配，就可以发掘出大量新增长潜能，也会催生出一批新形态的企业和商业模式。近年来，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不论主动还是被动，都与不同方式汇入了数字经济的大潮。
在实体经济数字化进程中，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驱动的数智化社会供应链，带动整个链条不同部分的整合和一体化，降低协同成本，提升响应速度。我国有超大规模市场、产业配套条件好等优势，在技术方面，与以往历次产业革命不同的是，我们与先行者的差距缩短，在部分领域处在并跑或领跑的位置。
